【城记】第6期：雁孤恋群—记益阳第一位共青团员的壮丽青春
城记专栏 2019-12-21 16:44 阅读 6943
• 她，生性机敏，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受力并执着追求。她，艰苦朴素，忍辱负重，六十余年，从未停止追寻党组织。她便是中国共产党余甲男。
益阳历史上第一位共青团员，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的学生兼交通员，益阳第一面党旗的制作者，这荣耀的三种身份通常属于三个人，却奇妙地汇聚在一个人身上。她，生性机敏，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受力并执着追求。她，艰苦朴素，忍辱负重，六十余年，从未停止追寻党组织。她便是中国共产党余甲男。
&url=https://y.gtimg.cn/music/photo_new/T002R90x90M000000SRIPp3jEOPU.jpg)
&url=https://res.wx.qq.com/mmbizwap/zh_CN/htmledition/images/icon/appmsg/qqmusic/icon_qqmusic_source42f400.png){kind=icon}
“红色的思潮中成长”
1899年12月15日，余甲男诞生在湖南益阳县兰溪关王坪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余谷松是清末秀才出身，在兰溪农村做一位私塾教师。在离他家不远的金家堤有一位共产党员，名叫欧阳笛渔，也是一位教书先生。
欧阳笛渔早年在上海工作，投身于工人运动，作为工会代表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内较早的一批党员。担任过上海市西区党小组组长，当时的组员有林伯渠、邵力子等。 回到益阳后，欧阳笛渔先联络友人办起了读书社，一面招收学员，一面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文章。组建了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兰溪金家堤支部，具有进步思想的余谷松受欧阳迪笛的影响，成为益阳县中共党小组最早的三名党员之一。此时的余甲男才七岁，父亲余谷松对她是疼爱有加视为明珠，从不裹脚穿耳，也不学习针线活，只读书并送到好友欧阳笛渔门下启蒙。
1927年，20岁的余甲男在北京
“益阳历史上第一位共青团员”
十一岁的那年，余甲男的母亲病逝，后母的到来不仅让她读不成书，更无法在家容身，只能寄居在疼爱她的姨外婆家中。转眼到了读中学的年龄，因姨外婆有基督教徒的身份，可以让余甲男进挪威人开办的信义私立女子师范免费读书。在红色思潮成长下的余甲男，性格坚毅隐忍，成绩优异，但她并不满足在基督教会下的学校读书，中共党员欧阳泽（欧阳笛渔的侄儿）从法国留学回来看她时，余对他说：“学校每天都要读圣经，做礼拜，唱赞美上帝的歌，敬神闹鬼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后来欧阳泽回到北京来信写到：“你天资可造，可惜没有住上良好的学校。”这封信被挪威女校长贺哈娜发现，大发雷霆几乎要开除余甲男。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所有工农运动都在地下进行，余甲男兰溪老家阁楼上的一个谷仓便成为党支部开会的地方，只要一开会，她便在楼下警戒放哨。后来，欧阳笛渔在一次农村社会调查中提到余甲男，“淑贞（甲男乳名）女，沉静寡言，好学上进，根底纯正。”1923年11月，经欧阳笛渔介绍，余甲男成为益阳历史上第一位共青团员，记录这份档案的资料现存在于湖南省党史馆，她还派作团代表在信义学校发动爱国学生进行地下工作。
1925年，“青沪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全国各地掀起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那段时间，余甲男和曾三，何圣等信义的同学成立了益阳青年学生雪耻会，鼓动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进行斗争。学生们举着小红旗在汽车路游行和演说，带着袖章到大码头查禁“洋货”，组织民众在学门口声讨列强。突然一天，余甲男回到学校，看到校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学生余甲男，行为越轨，排外先锋，难以救药，开除学籍。
“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交通员”
书读不成了，疼爱她的姨外婆也保不住她，回到家也被后母骂不停，余甲男只得去南县找当时调任南县做党建和农民运动的欧阳笛渔老师，欧阳老师托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共产党员周铁贞将余甲男带到长沙，经夏曦介绍给在女师附小主事的缪伯英，缪伯英出生于长沙县，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第一位加入共产党的女党员，后来受徐特立的聘请担任女师的主事，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委主任。
走投无路电余甲男终于有了安身之处，被安排在缪伯英身边读书。在余甲男的记忆中，缪伯邢是她的恩人，更像位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她，吃饭请缪主事写张条子在事务室就餐，睡觉是缪从自己家搬来的一套被帐，课本是从她弟弟那里提来一袋书，上朝会，没有校服被教导主任拖出来，缪主事又从自家拿出一段兰布给余甲男新做一套。缪伯英对这位小妹妹像家人一样关心着，经常在百忙之间去批阅余甲男的作业，日记。让余甲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对她那篇《我的痛史》的评语，文章中，余甲男以无比悲愤的心情，痛斥着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的所见所闻，以及饱受社会和后母凌辱的悲剧遭遇，当她满脸哭痕的把这篇文章捧给缪伯英后，对她赞叹不已，并提笔这下精湛的评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时，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山可移也，天下事有何不可为乎？”这段话给了余甲男莫大的鼓励，甚至成为她后半生的座右铭。
当时湖南是中共进行工农运动的重要省份，缪伯英担任党内重要领导干部，为了避免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安排和缪伯英最亲近的余甲男做交通员。交通员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送信，党内一些重要信件皆由余甲男为缪代收，有时还要外出联系人或事，跑的最多的是湘江学校，久而久之，就引起了传达室老校工的猜疑和上报，还被盘问不让其入校，幸得每次都化险为夷。
缪伯英（1899-1927）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
在女师将近一年学习结束了，余甲男顺利从湖南第一女师附小毕业，后来据她回忆，毕业后她再没能见到缪伯英，这位姐姐待她关杯备至，涓涓嘱韵如良耳，可那战争年代的纷乱，谁又知道这位知良师益友却因病早逝呢？女师附小的学习，让余甲男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提升，身为缪伯英的交通员身份更让她明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
“益阳第一面党旗的制作者”
1926年的夏天，省立一师范校长徐特立通知余甲男回到了家乡益阳，不久便接到中共益阳执行委员会书记袁铸仁同志给她一张写着“甲男同志来县工作”的便条进入县城，和袁铸仁、高文华、余簧等益阳的共产党员一起组织、领导如火如荼的益阳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国民党益阳县临时党部由中共协助建立，很多中共党员保留党籍加入国民党，余甲男也在文昌阁内的县党部妇女部担任主职干事，成立县妇女联合会后，兼任龚仪佳会长的秘书，在县共青团内任职宣传部长从事做青年和妇女的宣传工作。
由余甲男亲手制作的益阳第一面党旗
1925年12月北伐在即，高文华奉党组织指示回到湖南，受中共湘区委的派遣，以“湖南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家乡益阳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这时党组织安排余甲男协助高文华组织农协会。
一天，高文华把余甲男拉到一边，从衣服内兜拿出一包红布和做党徽的白竹布交给她，郑重其事的嘱咐：“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材料，我不放心别人去做，我信得过你，交由你去做好，请你一定要严格保密。”余甲男考虑到当时县农会办公的地方人来人往，一不安静，二不保密，县里的任何裁缝店也难以保密，便将党旗揣进上衣第二层口袋，躲过沿途的团防检查，带到兰溪乡下的姨外婆家，进门只个姨外婆简单地聊了几句，便躲进房里，抹干净桌子，拿出党旗材料，展开在桌面上，摆正镰刀斧头的位置，先用稀针线固定，然后再用密针线一针一针地缝。她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生怕穿歪一针，度错一线她做了党徽又锁边。除了吃饭走出房门外，再也没有离开房间半步。经过一天半时间的飞针走线，终于完成了县境第一面党旗的制作。她回到县农会将党旗交给高文华。高看了连连称赞说：“做得好，做得好啊！”后来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中共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时作为会旗，第一次和全体党员见了面。她就在这面庄重的党旗下入党宣誓。如今，这面光辉的旗帜已经载入了益阳的红色革命历史，陈列在益阳丰堆仑革命遗址纪念馆作为革命文物永久展示，这是益阳有史以来的第一面党旗，谁又知道这位党旗制作者连同这个故事奇迹般也被历史镌刻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与失落”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分共，益阳即是湖南重点区域，县党部、农协会总部等相继被查封，县团防局局长曹明阵率兵袭击四郊的农协会，围捕共产党员。时任益阳临时地委书记的袁铸仁，以及郭福田、余也明等县委骨干成员悉数被曹明阵杀害，这一年是反革命气焰最猖狂的时期，通缉、围剿、清乡、逮捕、屠杀接连不断。据党史记载，此期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就有200多人。剩下的一部分，有的逃亡在外，继续参加革命；有的被迫外出，做工谋生，隐蔽在家的也不敢出来活动，益阳的革命事业顿时陷入低潮。
“马日事变”那一晚，后来余甲男回忆道：“我当时在学门口文昌阁里，外面枪声大作，人声喧闹，大院电和我做伴的小姑娘给我来送信，说团防局的来捉人哒，我在县城躲了三天，大家抓的抓，杀的杀，没见到一个人，消息越来越坏，到处是反动派抓人杀人。我趁着天黑跑回兰溪老家，父亲见了我忙说：儿啊，你还回来做什么？团防局的等着捉你呢！快点跑吧。我往哪里逃？父亲都保不住我了，只有那虔诚上帝的姨外婆，带着我化妆成讨米的祖孙俩，一路讨，一路找党组织，从桃江到宁乡，一个党员也没找到，去了沅江，又跑到华容，兰溪乡的团防兵闻讯追过来，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党啊，你在哪？我找得好辛苦啊！”
大革命失败后的益阳县被国民党反动派占据，整个湖南的党组织更遭到严重破坏，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被党安排到省外继续进行革命运动，这时余甲男还是没有找到党组织，1927年，她孤身前往北京，投靠她在北京读大学的恋人陈祥云。不久，她便在北京遇到了夏时（夏曦之弟），赵声著（县农协会会长），他们也未找到党组织，更不知此时的余甲男是否有叛变行为，所以连忙摆手告别。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还算安稳，不再东躲西藏的她，最后和恋人陈祥云成婚了，为了感谢陈对她的照顾，遂改名为余友云，意为祥云之友。随后他们的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吃饭的人多了，为补贴家用，余甲男还在北京做着服务员，家庭教师的工作，日子虽紧巴却还安稳。1936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告急，夫妻俩从北京把家迁回益阳，因陈祥云和时任信义中学校长的陈开源是同学，随即在信义中学谋了个做财务的活，余因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在信义学校做代课老师。原以为日子终于可以安生下来，等待时机再寻益阳的党组织，日寇入侵益阳，打破这个余甲男的这个愿望，夫妻俩又随信义中学撤离到安化，正如命中注定一样，她好似一只飞离了队伍的孤雁，在天空孤鸣着……
“六十余载，孤雁离群，终归组织”
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当她把自己写的的申诉、报告材料递送上去，迎来的回答是“大革命时期真正的革命者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你怎么没死？”，没有人在乎你还是不是那时候的党员，随后扑面而来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那时根本无人故暇到还有一位幸存的革命者在等待着回归。
后来余甲男多放打听到得知，在革命年代曾由她介入党的一位名叫共产党员仍在世，八十年代担任过益阳县妇联主任，名叫卜映春，她赶紧交代小儿子带着数十万的申诉报告材料赶赴卜映春家，满以为终于能为自己的党员身份正名了，却得之卜映春在当年就已因病去世。
1982年，已是全国政协常委的高文华，回到了家乡益阳视察，他通过益阳县委找到了正在沙头镇的安享晚年的余甲男，她怎么也想不到高文华竟然联系上了她，这几十年给高文华的信没有白费。六十余载后，在省委招待所那次见面，大家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紧握的手许久都没有松开，眼泪止不住的流，有谁能体会，大革命时代的益阳籍共产党员就只剩下他们俩，多少血雨腥风过来，还能再一次见面。高文华感慨的回忆道：“文革时期你给我写的那些信，我都收到了，那时候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给你回信，你也会成为叛徒集团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还有什么好责怪的，“做党旗的事我还记得哩，你是袁铸仁同志介绍入的党，在大巷子农会里宣的誓，只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啊！不要埋怨党组织，那一时期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写个报告，我给你做证明，一起寄往区组织部，请他们帮你落实。”，死里逃生的革命生涯是光荣的，如果说命运给余甲男安排的是幼年失母、青年离党、中年散夫、晚年受屈的苦难厄运，幸运之神还是眷顾到暮年的她了。
右起：高文华妻、高文华、余甲男、其四子陈绍平
1992年，余甲男老人以84岁的高龄安然离世，没有丝毫的遗憾，带着历史赋予她的荣誉永久的镌刻在益阳党史中！
后记：时光荏苒，现代的中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旧社会成为了历史教科书里的特定词。文末，让作者思考了良久，大革命时期党员余甲男的个体人生经历，对称着中国二十世纪那段政治变幻的历史缩影。余老，最终的结局是幸福的，她有着自己执念的信仰，因为她的青春充满了力量，这种极富教育意义故事值得作者去书写，愿青春时代，我们有信仰，有拼搏…
参考文献：
《余甲男老人的革命生涯》 陶荣祥 陈绍平
《余甲男第四子陈绍平口述录音》 2019年10月
《中国共产党益阳历史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资水烽火》中共益阳县委党史办
《益阳市工人运动史》益阳市总工会
《益阳市文史资料》益阳市政协文史办
《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
丨信息来源：老张问史
